图①：以上是昆仑石刻“卅”和“七”字与里耶秦简“卅”和“七”字的对比。
图②：秦阎良刻石
图③：秦宗邑瓦书
图④：秦签署陶文
图⑤：赤峰蜘蛛山出土的一件秦陶量
图⑥：十五号简
图⑦：十六号简
图⑧
【学术争鸣】
这些天网上对昆仑石刻的讨论一直热度不减，大家纷纷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和角度参与其中，显示了公众对文物考古领域的关注。我对其中一些疑伪的典型观点稍有留意，于是想在此集中作一个回应。我还是坚持我之前说过的话，即：“我虽然不敢贸然判定其一定为真，但是对很多人轻易断言其一定为伪也不能苟同。”
●关于石刻的所谓“新”和刀法等问题
关于昆仑石刻的石质、风化程度、刻石工具、刻石刀法、文字与石上裂缝的关系等，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还需地质学家和专业刻工的正式鉴定报告，需根据石锈（岩晒、岩漆、氧化层）的微腐蚀程度来加以鉴定。如果未经野外目验，也没有地质知识和刻石经验，仅看照片就感觉“字迹太新”，跟真伪其实没什么关系。
出土的秦文字石刻资料表明，当时已经有了平口凿平凿入刀的技术，汉代出土的手工业工具中有可称为“錾”的窄刃凿，还有凿刃微曲而口部平直的凿，用这种工具刻石就会出现昆仑石刻文字那种平字口和平字底的效果。
●关于历日问题
之前疑伪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历日不合。根据最新的高清照片，可以说“廿六”是“卅七”的误摹已成定谳。
图①是昆仑石刻“卅”和“七”字与里耶秦简“卅”和“七”字的对比。
“卅七年”确定后，历日问题的疑难就涣然冰释了。检饶尚宽先生编《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朔戊寅，初二日即为己卯，所以五大夫翳在扎陵湖山上刻石的具体时间可以确定为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己卯日，即公元前210年3月27日。
古代天文学理论认为“荧惑守心”这一现象预示着君王的凶兆。秦始皇三十六年出现“荧惑守心”的天象，加上持璧人“今年祖龙死”的预言，显然让秦始皇感到末日降临，于是在经占卜得到“游徙吉”的卦验后，便从三十七年开始四处“游徙”，立石刻。因之前派徐巿等入海寻仙人，却“终不得药”，或派卢生等求“芝奇药仙者”又“常弗遇”，在“病急乱投医”的心态下，派五大夫翳去昆仑采药，跟秦始皇当时的心态颇为吻合，可以说是既恰逢其时，又适得其所。
●关于字体特征和书写风格的问题
我在此前《我对昆仑刻石的看法》一文中，曾将昆仑石刻中的28个字与其他出土秦汉文字资料中相同的字进行比较，试图证明昆仑石刻字体特征的时代性。所引资料包括石刻文字、玺印文字、竹简文字、封泥文字、陶文、权量文字、玉石文字等不同载体。有人认为这样做不妥，原因是从风格看，不同载体的秦文字存在着方圆、虚实、平直、圆转等区别，不能等量齐观。这其实是对我的做法的一种误解。不同载体的秦文字因载体不同，或文本性质不同，或书写工具不同，当然会有书写风格上的差异，但我所说的字体特征主要是指形体结构上的，即文字学上的特征，并不是（或说主要不是）书写风格上的特点，是把所有秦文字当作一个整体的参照系来看待的。
用一宗只有30余字的未知时代的材料，除去重复的字，选出28个字，同一宗已知时代的一个系统的文字材料作对比，结果字体特征符合度高达100%。这说明这宗未知时代的材料，同作对比的已知时代的材料属于同一个时代。
●关于释字问题
对昆仑石刻的文字释读，有一种新释法，认为里耶秦简“昆陯”之“陯”乃“隃”字，并引《焦氏易林》“登昆嵛，入天门”的记载，说里耶秦简的“琅邪献昆陯五杏药”中的“昆陯”也就是“昆嵛”，指今山东胶东半岛之昆嵛山。
虽然秦汉时期“侖”和“俞”两字确有讹混的例子，但里耶秦简的“陯”字形体为：（见图⑧）
所从“侖”字下部作“两横四竖”，是标准的“陯”字，并不是“隃”字。有研究者指出“昆嵛”一名最早见于《太平寰宇记》，乃“姑余”之音转，“昆嵛山”就是“姑余山”。如此东方的这个“昆嵛”跟西方的昆仑完全不是一回事。里耶秦简“琅邪献昆陯五杏药”中的“昆陯”同昆仑石刻中的“昆陯”所指应是一处，就是西方的“昆仑”。琅玡乃“献昆陯五杏药”之所，位于今山东青岛黄岛区，是秦始皇东巡多次所到之处。如此一来，就可以将里耶秦简的“献昆陯药”与昆仑石刻的“采药昆陯”结合起来看了。如果里耶秦简“献昆陯五杏药”的时间早于昆仑石刻，就说明之前已经有人去昆仑采过药，而如果里耶秦简的时间晚于昆仑石刻，两者说的可能就是一回事，即五大夫翳可能真采到了药并在琅琊台献给了秦始皇。
●关于文本性质的问题
在很多疑伪的说法中，最常见的就是举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燕然山铭等来与昆仑石刻作比较，认为从文字上看，昆仑石刻无界格、文字大小不一，行款混乱，刻写不严谨，不够雍肃典重；或从文体角度说，认为昆仑石刻既然提到皇帝，就要文辞端谨和穆，语句雍容文雅。
考察任何时代的文本，首先都要确定文本的性质，即这个文本是用在什么场合，是为何而用的。不同性质的文本，从文字、用词和文体看，是可以差别很大的。以秦文字为例，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都是以皇帝名义颁布的诰命，是用来奉达天听，布告天下的，因此文字端正，大小统一，文辞典丽，用语庄重。但同时秦文字里也有如图②阎良刻石这类草率的标识性文字，也有如图③宗邑瓦书这类行款混乱的封地文书，更有如图④秦陶文向右下偏斜、刻写特征明显的签署性文字。这些性质不同的文本，也是不能简单地用文字风格、用词和文体来相互比附的。
●关于“采药”一词在《史记》中有无的问题
胡文辉先生先后用四篇文章谈“采药”一词的问题，指出“采药”一词不见于先秦典籍和《史记》，认为这是昆仑石刻不易抹杀的疑点。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既然《史记》有“采芝药”的说法，不管“芝药”的“芝”是修饰“药”的，还是“芝”与“药”并列，都说明西汉的语言环境中是可以有“采药”一词的。有人指出“采药”一词见于《汉书·郊祀志》西汉人谷永的话中，这就证明了西汉确有“采药”的说法。
二、说“采药”的“采”字本指采集各种自然物，而“药”字的本义，则是指用以治病、用以服食之物，也即人造合成之物。这个说法我不同意。从“药”字本义说，字既然从“艸”，本义当然应该是指可以治病的具体植物。
三、退一步说，即使“采药”是固定词语，这里的“药”不是指采具体的药材，而是指所谓的“用以治病、用以服食之物，也即人造合成之物”，就如同我曾说的：“所以所谓采药，其实就是向西王母求药。”那跟《史记》有没有“采药”一词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为何固定词语《史记》就一定得有？为何《史记》没有，昆仑石刻就值得怀疑呢？
不能认为凡是见于《史记》的就可信，不见于《史记》的就可疑。《史记》只是代表“一家之言”的历史著作，从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看，实际有或该有而《史记》没记或漏记的不知凡几，就算是《史记》记了的，也不一定是事实，譬如项羽火烧阿房宫一事，经考古发掘证明，就很可能属于子虚乌有。
●关于“皇”字写法的问题
对昆仑石刻疑伪，刘绍刚先生引述董珊先生的意见说：
据里耶秦简《更名方》，统一文字之后的皇字“白”形之横画，与边框不连，作悬中一短横。今凡所见真伪无疑的秦铭，例如大量的秦诏版、二世诏版等无不如此，没有例外。这反映秦统一文字在字体上具有相当的严格性。这件青海刻石的皇字短横与边框相接，与统一文字之后的规定写法明显不同。
里耶秦简《更名方》的意思是说，皇字原写作“自+王”，现要改写作“白+王”，“白”中间一横悬空，不与两边的笔画相接。
这条意见最初来自熊长云的博士论文《秦汉度量衡研究》第三章的第四节中，利用里耶秦简《更名方》中关于“皇”字写法的规定，对旧著录中铸刻有“皇”字诏书的秦权量进行了辨伪，提出了一些铭文中“皇”字所从“白”形中间一横与边框相连的权量疑似伪品的意见。我认为这一原则容有例外，且应仅限于诏书，不能扩大化。熊长云先生在上述博士论文中曾引到一件例外的例子，即1964年出土于西安三桥镇的高奴铜石权。
其实秦始皇诏书中“皇”字写法与《更名方》不合的例子不止这一件，如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始皇诏十六斤铜权、赤峰蜘蛛山出土的一件秦陶量（图⑤），都有新旧字形并见于一器的情况。
龙岗秦简的时间一般被认定在秦代末年，龙岗秦简15号简（图⑥）“从皇帝而行及舍禁苑中而……”一句中的皇字写成上部“白”形中的一横与两侧不相接的样子，为新字形，但16号简（图⑦）“皇帝□，将者令徙……”一句中的皇字却又写成上部“白”形中一横与两侧相接的形状，是不规范的字形。因龙岗秦简的时代相当于秦末，按理此时《更名方》已经颁布，可书写“皇帝”的“皇”字还是新字形和不规范的字形并存，可见除官方的皇帝诏书外，其他文体或民间执行《更名方》的规定并不严格，甚至有些随意。
●其他两个小问题
首先是有很多人推想当时山高路远，环境恶劣，加之青海扎陵湖地区不在秦的管辖范围内。其实中国大地上的先民从很早开始就有将探险当乐趣，视万里为坦途的气度。据权威研究，最迟到商代中晚期时，商文化的影响已经东到山东半岛，西到陕甘交界，北到鄂尔多斯高原，东北到辽宁朝阳，西南到四川广汉，最南到广西武鸣，可谓泽被广阔，影响深远。
其次是很多人对昆仑石刻中的“车”字不理解，认为以当时的环境和道路情况，车不可能上到扎陵湖附近。其实扎陵湖地区虽然海拔4000多米，但周围地势却相对平缓，车完全可以上得去。青海海西州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平均海拔3000米左右）西北约70公里的昆仑山脚下，曾发现野牛沟岩画，时代约距今3000年，其中就有车和两马驾单辕车的形象。在青海海西州天峻县江河镇（平均海拔近4000米）的卢山山丘上，也曾发现过卢山岩画，时代约距今2000年，其中也有车猎的形象。汤惠生先生曾在书中论述，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出土的属于西周时期羌人文化的诺木洪遗址中，曾发现过两件车毂。《汉书·赵充国传》载赵充国攻击先零羌时，曾将其驱赶至青海湖周围，并“虏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辆”。可见当地先民很早就开始用车。扎陵湖距两处岩画发现地都不太远，约300公里以内，应该有着相近的生活习俗，所以推测扎陵湖附近的先民，也应该从很早就开始用车。
关于“车到此”中的车的样式，还不得而知。秦代造车的技术已经很高超，这从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即可窥见一斑。秦汉时期除了人乘的车，还有人挽的辇车和手推的独轮鹿车，因此“车到此”中的“车”指人所乘之车之外的其他车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当今文物造假猖獗，需要时刻警惕，但不能矫枉过正，因噎废食，倒脏水时把孩子也抛掉了。我们总是习惯于信已知，疑未知，却不知我们对古代的认知永远是一知半解，一鳞半爪。从对昆仑石刻的质疑声中，我总能感到有人对我们古代科技与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不够自信。其实我们深入研究古代的一个最大收获，就是得以知道我们总是习惯于低估古人。希望以这次关于昆仑石刻的讨论为契机，让我们的很多落后观念能有一些切实的改变。
（作者：刘钊，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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